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数字化的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为科学评估数字重庆建设效果，本文选取20172022年有关数据，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综合评估数字重庆建设效果。研究之后发现，数字重庆建设效果逐步显现，在指标中官方微博信息发布量、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等表现突出，推动了公众回应度和政府治理效率的显著提升，但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部门整体协同和生态体系构建等方面有所欠缺。因此，本文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提出优化建议，以期为提升数字重庆治理效能提供实证参考。

　　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公共服务供需失衡等系统性挑战，尤其在高密度开发与精细化管理的双重压力下，传统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求。重庆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国家中心城市，其“两江四岸”的特殊地理格局与城乡二元结构叠加，使得其治理难题呈现出日益增多且复杂的趋势，迫切地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突破传统治理的时空限制与效能瓶颈。2024年4月，习在重庆考察时指出，“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顶级规模的城市，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1]，这为重庆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加快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融合的步伐，全面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是当前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2]。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新范式，通过构建城市信息模型、深化数据要素应用，可以有明显效果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风险预警能力。2024年7月，在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上，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指出，“数字重庆建设是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破题之道、实现路径，当前已进入基本能力建设新阶段”[3]。这加强完善了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庆方案。随着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不断向纵深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城市治理”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初见雏形。数字重庆建设将数字化、一体化和现代化贯穿到城市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是实现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有效路径，其建设效果能够明显影响城市治理水平。

　　现有文献对数字城市建设的内涵与数字城市建设的积极效应进行了研究，为数字重庆建设的具体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数字城市的内涵来看，数字城市以“3S”即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为核心，将空间信息技术应用于城市生活的网络化和智能化等领域[4]。有学者觉得，数字城市建设就是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础，数字基础设施为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城市范围内的广泛使用提供硬件支撑[5]。还有学者从政策演进视角对数字城市的概念进行探索，认为数字城市概念的核心在于构建以数据信息为基础的虚拟空间，其间城市文化数字化发展的主要形式是对城市中有形文化要素的数字化映射[6]。

　　从数字城市建设的积极效应来看，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提高了城市盗窃和抢劫案件破案数量，还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助推了城市企业创业活动[7]。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地方政府可通过构建差异化的人才集聚平台与竞争机制，强化对复合型数字人才的精准筛选，从而形成人才聚集效应和竞争效应[8]。同时，数字城市建设还具有极大的乘数效应，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将极大推动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步伐，为城市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供可能[9]。此外，其积极效应还体现在推动产业体系高级化和合理化[10]、助推制造业绿色转型[11]、促进城市经济高水平发展[12]等方面。

　　从发展历程来看，“数字重庆”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2000年，周庆行、苏伟等学者结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基于重庆实际，提出以建设“数字重庆”为目标，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信息化[13]。截至2007年，重庆已经建成“数字重庆”网站，完成了《重庆经济多媒体地图》《发展中的重庆》《重庆通》等多媒体地理信息系统（GIS）光盘，直接为市民的衣、食、住、行提供查询服务[14]。随后，数字重庆建设逐步推进但尚未形成系统工程。2023年4月，数字重庆建设大会吹响重庆数字化建设“冲锋号”，提出充分的利用信息时代的大数据、智能化技术，赋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和城市治理现代化[15]，并致力于构建“1361”整体构架。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学术界虽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了一定理论指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定量研究不足。现有研究虽然通过社会网络分析[16]、直觉模糊综合评价模型[17]、随机前沿分析方法[18]、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模型[19]等方法，对数字城市建设效果进行了分析，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定量研究的占比相对较少。

　　第二，动态评估较少。大部分的研究依然局限于静态分析的层面，缺乏长时间段的动态评估，未能全面地展现出数字城市建设在不同时间点的建设效果。

　　第三，区域特殊性研究不足。现有研究多基于全国或省级面板数据开展，少有研究在超大城市治理视域下探析城市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特殊挑战。而在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探索中，数字重庆建设正以系统性思维重构城市治理范式。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城市治理全过程的实践，不仅为重庆破解“大城市病”提供了创新路径，更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贡献了数字化转型的样本。

　　因此，本文选取数字重庆建设作为评价对象，以20172022年数字重庆建设的有关数据进行研究，以期全面认识数字重庆建设的水平现状、动态变化。在指标体系构建上，参考相关学者研究，设计数字重庆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衡量数字重庆建设水平，并采用基于客观数据驱动、应用广泛的熵权TOPSIS法展开研究，为提升数字重庆建设的治理效能提供科学依据。

　　在遵循科学性与全面性原则的前提下，本文通过查阅数字重庆建设与超大城市治理的相关文献，并参考李强彬[20]、周巍[21]、王喆[22]、冯朝睿[23]等学者的相关研究，选取数字通信建设、数字资源供给、数字政务公开、数字治理绩效4个一级指标，并对照这4个一级指标，参考林海波[24]、刘和东[25]、高贵现[26]、袁永仪[27]等学者的做法，选取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X1），移动电线），移动互联网用户（X3），移动电线），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X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X6），政务信息发布（X7），官方微博信息发布量（X8），官方微信信息发布量（X9），地区生产总值指数（X10），数字经济发展指数（X11），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X12）12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共同构成数字重庆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用以衡量重庆数字化建设水平。第一，数字通信建设是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支撑，其网络覆盖密度与算力水映了超大城市的数据采集、传输与处理能力，为治理人员实时掌握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安全隐患等复杂治理场景的关键信息提供技术支撑。

　　第二，数字资源供给能力反映了超大城市数据要素整合效能，通过打破部门壁垒，构建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数据共享机制，可有效破解“信息孤岛”难题，支撑城市智能决策应用。

　　第三，数字政务公开水平体现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导向，通过政务数据的全流程透明化与多渠道传播，既能提升市民对超大城市治理的参与度，也为社会协同治理创造条件。

　　第四，数字治理绩效以结果为导向，通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线方面内容进行衡量。它不仅量化反映了数字治理对超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显性贡献，还通过事项办理效率揭示了制度创新的隐性价值，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可量化、可追溯的决策依据。

　　这4个一级指标体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成效，形成了从基础设施建设、治理实施到效能评估的完整闭环，因而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基于上述，笔者构建了超大城市治理视域下的数字重庆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数字中国写入党和国家纲领性文件，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一顶层设计为数字重庆建设提供了战略指引。同年，重庆启动区块链产业布局，在渝中区大石化新区成立国内首个以区块链为主题的数字经济产业园[29]，标志着数字重庆建设进入初步探索阶段。2021年，《重庆市数字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发布，提出构建“五十百千”数字产业发展格局，即聚力培育5家以上数字经济上市企业或独角兽企业、集中打造10个以上数字经济产业园、协同建设100个以上研发创新平台、加快培育1000家以上高成长型数字经济企业[30]。2022年，重庆软件业务收入增长10.5%，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1.4倍[31]，显示出政策对数字重庆建设的显著带动效应。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取20172022年数字重庆建设的相关数据来进行统计分析。数据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大数据平台、《重庆统计年鉴》、重庆市政府门户网站工作年度报表、新华三集团数字中国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化发展指数；同时，对于部分缺失的数据，借助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分析的准确性。

　　熵权TOPSIS法是一种结合熵值法和TOPSIS法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适用于处理具有多个指标的复杂决策问题。该方法先是对决策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再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确定权重，随后求出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最后计算每个方案与这些解的距离，得到评价对象与最优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并进行排序，从而帮助决策者选择最优方案。这一方法的具体计算过程参考魏敏、李书昊

　　及谭燕芝、王超、陈铭仕等[33]学者的研究，具体计算步骤如下：1.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不同指标的量纲差异，需要先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不同计算方式如下：

　　代表i年的第j项指标，Yij代表标准化后的指标；max(Xij)和min(Xij)分别代表原始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2.熵值法计算权重

　　，权重越大表示该指标对于研究对象所起的作用越大，其中，m代表评价指标的数量：（5）

　　+和负理想解Sj-，二者分别代表每个评价对象最理想和最不理想的情况：（7）

　　为消除不同变量在量级和量纲上的差异，避免数值较大的变量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对结果造成过度影响，并确保数据具有可比性，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表中X

　　-X12均为正向指标），处理结果详见表2。表2 数字重庆建设各指标标准化结果

　　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信息不确定性或随机性的一种度量。指标的熵值越小，表明该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所占的权重就越大。基于此，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根据公式（3）（4）（5）计算出信息熵值e

　　和权重wj，具体计算结果详见表3。表3 数字重庆建设各指标信息熵值和权重

　　，熵值为0.5496，权重为0.1872）、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X12，熵值为0.6250，权重为0.1559）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X6，熵值为0.7401，权重为0.1080），这说明上述3个指标在数据中的变异程度较大，能获取的信息量更多，对整体评价的贡献靠前。从评价体系逻辑看，这3个指标权重的大小反映了数据层面的信息贡献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在数字重庆建设评价中的关键地位。首先，微博作为重要的社交媒体平台，其信息发布量直接影响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和效果。微博信息的高发布量能够让更多的市民、企业及其他关注者及时了解数字重庆建设的最新动态与政策措施等内容，从而提高公众对数字重庆建设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微博账号“重庆发布”作为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新媒体平台，一直是重庆重大信息发布、重要政策解读的窗口，于20222023年连续两年荣获“全国十大党政新闻发布微博”称号。凭借优异的信息传播表现，官方微博成为拓宽数字重庆建设信息触达面的关键载体。

　　其次，随着数字技术在政务服务中的应用，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范围不断扩大，办理流程不断优化，其数据的变化直接体现了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和便民程度。《重庆市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2年，重庆市政务事务办理效率和便捷度大幅度提升，数字政务综合评价排名全国第9。“渝快政”注册用户52万，接入各级各部门政务数字化应用314个；“渝快办”注册用户超2600万，累计办件2.6亿件，实现311项“川渝通办”政务服务事项全面落地，办理总量超1300万件次。

　　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凭借高效的数字化服务能力，成为展现政务服务便民化水平的核心支撑，其覆盖范围与办理效能直接反映了数字重庆建设在政务服务领域的落地成效，对整体评价的贡献位居前列。最后，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行业的有力支撑。作为数字化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技术行业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领域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作为数字重庆建设的关键力量，这些专业人才凭借其知识与技能，深度参与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软件开发、数据处理等多个关键环节，为重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保障数据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管理，有力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该行业就业人员数量的增加，不仅有助于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还能带动上下游产业联动，如硬件设备制造业、信息咨询服务业的协同合作，从而推动数字重庆建设的全面发展。

　　三大指标聚焦数字重庆建设的核心问题，通过信息传播夯实公众认知基础、以数字化政务服务践行便民导向、依托人才供给强化技术支撑，从不同维度为数字重庆建设提供关键支撑，对整体评价结果具有重要影响。

　　确定好各指标权重后，运用TOPSIS模型进一步对数字重庆建设综合水平开展量化分析，通过构建加权决策评价矩阵、确定正负理想解并测算欧氏距离、计算相对接近度等步骤，精准呈现各年度的数字重庆建设效果，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基于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与熵权法确定好的各评价指标权重，通过公式（6）计算得到加权决策评价矩阵，它是TOPSIS后续计算的重要基础，详见表4。

　　根据表4可知，12个指标的加权决策评价矩阵中，均值排名前3的指标依次为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X

　　，均值为0.070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X6，均值为0.0502）和官方微博信息发布量（X8，均值为0.0470）。这表明上述3项指标是数字重庆建设的重要驱动力。首先，在数字时代，政府通过建立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整合跨部门业务流程，实现政务服务从传统的线下排队办理向线上随时随地办理的转变。数字化政务服务的发展推动政府各职能部门对业务流程的数字化重构，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显著提升政府的办事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这对提升政府的数字治理能力至关重要。其次，信息技术领域就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随着数字重庆建设的深入推进，信息行业蓬勃发展，对软件工程师、网络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他们可以将先进的数字技术引入到各个行业，并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推动智能制造发展，进一步促进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和生态构建，形成良性发展的产业格局。最后，政府通过多元化渠道进行信息发布，并在数字治理过程中不断增强与市民的互动，对促进信息传播和公共参与发挥着积极作用。如，政府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后，市民可以通过评论、点赞、转发等方式参与互动，以此帮助政府及时捕捉民意、了解市民需求，为政策制定和政务服务优化提供参考依据。2.综合评价结果计算

　　首先，通过公式（7）计算出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分别代表每个指标的最优解和最劣解。其次，通过公式（8）计算正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欧氏距离可用于比较不同年份数字重庆建设效果的优劣，距离正理想解越近且距离负理想解越远的评价对象，其综合表现越好。最后，通过公式（9）计算各指标相对接近度的值。相对接近度越大，表示该评价对象越接近正理想解，且越远离负理想解，在综合结果上表现得越好，详见表5。

　　根据表5的TOPSIS评价结果，在20172022年数字重庆建设进程中，2022年的建设成效表现最为突出，排名第一（C

　　=0.6242）。该年度的正理想解距离(D+=0.1677)相对较小，意味着多个指标接近理想水平。其中，官方微博信息发布量（X8）和移动互联网用户（X3）等指标的表现优异（据表4），清晰揭示了持续深化政务信息公开、提升政府透明度与加快政府对市民需求响应速度的必要性，为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明确导向。《重庆市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显示，2023年，重庆市民对基层数字化治理满意度排名全国第一，重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显著增强，建成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35]。2021年和2020年的相对接近度排名分别为第二（C

　　=0.5975）和第三（Ci=0.5345），反映出这两年数字重庆建设效果较为显著。虽然整体效果表现略低于2022年，但2021年的正理想解距离(D+=0.1546)较低，说明许多指标接近理想状态，尤其是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X12）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X6)等指标方面表现较为优异（据表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数字重庆建设在政务服务优化与数字人才培育等方面成效突出。尽管在部分指标上表现效果略有不佳，如政务信息发布（X7），但整体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这表明，重庆已经构建了一定的数字生态基础，但在部分维度上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多家单位发布的《数字生态指数2021》报告显示，2021年，重庆在中国城市数字生态得分榜中位列第十位。这意味着重庆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形成了较好合力，没有明显短板，构建了较为健全的城市数字生态[36]。相比之下，20172019年的相对接近度评分较低，但这3年数字重庆建设在整体上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且发展速度有所不同。首先，2017年的正理想解距离较大，负理想解距离较小，说明数字重庆建设在该年距离理想状态较远，相对接近不理想状态。结合表4数据来看，该年份的指标表现情况仅地区生产总值指数（X

　　）与数字化的经济发展指数（X11）得分较高，其余指标分数较小，都接近于0，说明数字重庆建设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数字通信建设、数字资源供给、数字政务公开3个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数字重庆建设的系统性与协同性明显不足。其次，2018年相对接近度较2017年略有提升，正理想解距离略有缩小，负理想解距离略有扩大，反映出数字重庆建设效果略有提升。结合表4数据来看，在该年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X1）、移动互联网用户（X3）、官方微信信息发布量（X9）等指标实现零的突破，虽然数值普遍低于20172022年各指标均值，但在数字通信建设、数字政务公开方面，数字重庆建设已初见成效。此外，官方微博信息发布量（X8）、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X12）的得分仍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地区生产总值指数（X10）和数字化的经济发展指数（X11）的得分出现一定程度下滑，说明数字政务公开和数字治理绩效的建设投入不足，数字建设的均衡性有待提升。最后，2019年的相对接近度较2018年实现了显著跃升，增幅约90%，正理想解距离较2018年大幅缩小，负理想解距离较2018年明显扩大。结合表4数据来看，2019年政务信息发布（X7）和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X12）增长较为突出；同时，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X1）、移动互联网用户(X3)、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X5)等指标也稳步提升。这些数据表明，2019年数字重庆建设的成效显著，在20172018年基础上，重庆数字化治理的框架已初步成型，并为之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图1可知，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分析及TOPSIS评价结果来看，20172022年数字重庆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且效果逐年增强。在这期间，官方微博信息发布量（X

　　），在线办理政务服务事项（X1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X6)等关键指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核心驱动力（据表4）。从TOPSIS评价结果也可清晰看出（据表5），随着时间推移，数字重庆建设越来越接近理想状态，正理想解距离虽偶有波动，但整体减小，相对接近度不断提高，反映出各个方面的建设成果持续增多，质量不断提升，整体朝着更加高效、智能、便捷的方向发展。这一系列成果不仅提升了数字重庆建设的整体水平，更为重庆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数字动力。

　　图1 20172022年数字重庆建设TOPSIS评价结果

　　从数字重庆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维度来看（据表4），多个关键指标，如移动互联网用户（X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X6)，官方微博信息发布量（X8）表现尤为突出，促成了政府治理效率和公众回应度的显著提升。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增长为数字服务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信息技术相关从业者规模的扩大为技术创新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而官方微博信息发布量的提升则增强了政策的透明度和公众的参与度。从数字重庆建设各一级指标的各维度权重之和来看（据表6），数字政务公开权重最高，占比29.91%，是整个评价体系的核心维度。其余指标的权重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数字治理绩效（27.45%）、数字通信建设（25.41%），而数字资源供给的权重相对较低，为17.23%。这一权重结构表明，数字政务公开处于引领地位，是推动公众参与、促进社会协同治理的关键；数字治理绩效承担了治理成效反馈的职能，反映数字重庆建设的动态进展；数字通信建设夯实了硬件基础，保障数字服务的全域覆盖；数字资源供给筑牢了要素保障，为数字化建设提供可持续动力。四大指标有机协同，共同构成了数字重庆建设的强大驱动力，不仅助推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城市的数字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还推动了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时间维度来看（据表5），2022年数字重庆建设效果最好，20202022年稳步提升，20182019年增速最快，2017年排名最末。2020年后，数字重庆建设效果虽有明显提升，但部分指标仍存在表现效果不显著的问题（据表4），如地区生产总值指数（X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X10）2020年为0.0139，2021年上升至0.0585，2022年又回落至0，波动较为明显，表明数字治理对经济支撑的稳定性有待加强。因此，要夯实数字治理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通过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措施，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基于数字重庆建设的评价结果，结合超大城市治理视域下重庆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践经验，本文从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促进政府各职能部门整体协同、推动构建“场景产业应用”三位一体生态体系及提升数实融合集聚效应4个方面，提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管理启示。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关键举措，需从多方面发力。首先，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社区数字化改造提供坚实支撑。同时，深化5G、物联网等网络的规模化部署与架构优化，实现重庆范围内网络覆盖。其次，要整合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一网通办”。一方面，建立集中的数据中心，汇聚各政务平台的数据，打造“一站式”政务服务门户；另一方面，借助技术手段，打破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进而提升政务办理效率、提高政务服务质量。最后，要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实施“人工智能+制造”行动，深化人工智能在汽车、电子、能源、医药等领域的应用。支持企业发展平台化设计、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等制造模式，大力推进“灯塔工厂”“5G全连接工厂”“数字孪生工厂”建设，通过产业升级与治理体系数字化双轮驱动，实现超大城市治理效率的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超大城市治理涉及面广、结构复杂，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模式可能引发“数据孤岛”、知识壁垒和权责模糊等问题，进而影响数字政府整体智治与协同共治的推进。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能，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应构建一个覆盖全重庆的一体化数据治理体系。通过该体系，统一数据格式、编码和安全保障机制，确保数据在各部门间安全、高效流通；同时，建立健全数据使用的规范与监管机制，对数据的访问、分析和应用进行严格管控，防止数据滥用。这不仅能有效打破“数据孤岛”现象，还能为数字政府的整体智治筑牢数据基础。其次，应构建跨部门的知识协同网络。强化横向协同机制的运用，规范已设立的常态化协同机构的运作流程，完善跨部门协同的制度机制。通过加强部门间的联系与沟通，增进彼此信任，充分调动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积极性。借助跨部门的知识协同，可打破部门间的知识壁垒，形成协同的知识网络，从而提升城市治理的科学性和整体性。最后，构建开放共享的资源体系。通过厘清数据的共享权、归属权和使用权，明确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同时，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数据共享，并开展试点项目，探索跨区域、标准化、集约化的开放共享模式，总结经验后逐步推广，进而实现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

　　通过场景需求驱动企业创新，支持软件、信息服务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场景产业应用”三位一体生态体系。首先，政府应积极构建多元应用场景，以政策为指引，推动技术创新。结合数据生命周期特征、多级服务体系及多重应用场景，加强技术支持与人才培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要素产业链、价值链及场景创新链，推进数据价值变现与市场化改革。其次，企业应保持对市场的高度敏锐性，精准洞察不同场景释放出的潜在需求，并积极开拓新的应用场景。如，政府可通过释放一定的空域资源，激励企业开展创新实践，从而提升低空产业研发制造水平，助力低空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企业应积极申请空域使用权，主动对接政府获取配套支持，围绕无人机、网络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成果向低空场景的转化应用，并结合市场需求优化产品与服务，提升低空产品研发制造水平。最后，企业应积极开放应用场景，根据用户反馈持续优化系统。企业通过收集用户的使用体验、意见和建议，可促进系统迭代升级，进而提升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由于技术的限制，用户端未被满足的场景需求可能一直存在，这就要求企业之间要加强协同合作，共同突破关键软硬件的技术瓶颈。在前沿技术领域加强布局，充分利用企业优势，在量子计算、边缘计算等方面进行探索，促进相关科技技术的迭代升级。以上举措有助于形成“政府构建场景企业开展创新用户积极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场景产业应用”之间的协同配合，共同构建健康的产业生态体系。

　　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打通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联动路径，放大数实融合的集聚价值，需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产业平台建设、加强数字人才引育等方面入手。首先，应在推动数字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深入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庆作为中国重要工业基地，应聚焦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政府可设立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传统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项目，依托龙头企业搭建行业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强产业链数据共享，提高上下游企业协同水平，实现“行业生态一条链、数据协同一张网、应用服务一平台”，力促产业链“抱团”数字化转型。其次，要加大对数字创新链关键环节的资金投入。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数字创新资金，通过财政补贴、风险补偿等政策措施，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同时，推动金融机构开放适应数字创新特征的融资产品，构建多元投融资支撑体系，为相关企业提供资金保障。再次，要搭建数实融合的产业平台。以数据为核心要素，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集聚效应。一方面，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机制，破除企业间的数据壁垒，让数据在产业链中实现安全高效流通，为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实现对上下游企业信用和风险的精准评估，缓解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资金压力，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和竞争力。最后，应强化数字人才引育体系建设。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涵盖科研、工程、技术和管理等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培养与引进体系。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培养复合型数字人才。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高端数字人才和团队扎根重庆。通过优化人才结构、释放人才活力，为数字创新链的持续运转和迭代升级提供坚实支撑，进而推动数字重庆建设迈向新的高度，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化的经济协同发展、深度融合。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数字通信建设、数字资源供给、数字政务公开与数字治理绩效在内的四维评价体系，并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172022年数字重庆建设效果进行动态评估，揭示了其从基础积累到效能释放的演进路径。研究发现，官方信息发布量、政务服务线上办理及数字人才集聚构成数字重庆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可助力政府治理效率与公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研究进一步表明，数字重庆建设需突破“技术工具化”局限，转向系统性生态构建。当前，重庆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均衡性、部门协同机制及场景化应用生态等方面存在短板，未来需强化制度创新与技术迭代的双轮驱动，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跨部门知识协同及“场景产业应用”三位一体生态培育，实现从单点突破向全域赋能的战略性转变。

　　本文通过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量化不同指标对数字重庆建设的贡献度，并通过TOPSIS模型计算各年份与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实现对数字重庆建设水平的科学排序与趋势分析，动态评估超大城市治理视域下的数字重庆建设效果，突破了传统静态分析的局限。同时，依据数字重庆建设评价结果，结合超大城市治理视域下重庆数字化转型实践，从全域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场景驱动的生态体系构建、数实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4个方面，提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管理启示，为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参考。未来，可结合数字中国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拓展跨区域比较研究，深化数字化转型对城市韧性、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等维度的影响机制探索，为超大城市数字化转型贡献更多理论创新与实践样本。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创新效能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4XGL00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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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磊系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作军系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西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