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扫荡”中惨绝人寰地推广“三光政策”，制作了多起惨案，乃至灭绝人性地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月，日军血洗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一次团体残杀大众1300余人，燃烧房子千余间。1942年5月至7月，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日军残杀、损伤、抓走大众高达5万多人。其时的华北地区，呈现出“无村不戴孝，处处是狼烟”的惨景。

　　“三光政策”给华北抗日根据地带来沉重的丢失，最困难时根据地面积缩小1/3，冀中、冀南、冀鲁豫、鲁中、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有的还变成了敌占区，人口也由5000万锐减至2500万，八路军由40万减至34万。敌后抗战进入到极端困难时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书的《解放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总司令编撰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敌后经济的特色，是敌人的封闭和消灭政策。在封闭方面，则间隔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络，间隔城市与村庄的交游，在消灭方面实施其‘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标语，这种经济上的封闭糟蹋，其为祸之烈，在敌后方明显比我后方要难如登天得多。”这是现在能够查到的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这一时期，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晋察冀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我党我军首要报刊的社论、谈论、音讯，以及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呈现“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并做了更形象、更详细的描绘与揭穿。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报》第三版刊登的《敌寇在华北的强化治安运动》一文指出：“所谓‘三光政策’便是敌人每次‘扫荡’我根据地时，常挨村掠取，将男女杀光，东西抢光，房子烧光，构成一片焦土，使我军民无法安居，构成所谓‘无人区’。在实施‘三光政策’时，敌人分外的留意对我出产工具与家畜之损坏与掠取，试图底子炸毁我出产，以饿死我军民。”“三光政策”作为侵华日军粗野凶横、奸污烧杀、掠取掠取、恶贯满盈的代名词，为抗日根据地军民众所周知了。

　　在战后日本出书的刊物及书本中，也呈现了“三光政策”这一用语。如《百科事典》《广辞苑》等均收录了“三光政策”一词，并解释为“日华战役中，日本实施的严酷的非人道战术，是我国的叫法”。

　　综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带有战略意义的极端狠毒的政策，试图完全炸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意志及物质基础，从而强占全我国的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

　　但是，作为推广“三光政策”的急先锋、双手沾满我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冈村宁次，在其战后所著的回忆录中居然狡赖，诡称：“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整体高档军官作了训示，首要朗读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行忘’，然后带领我们高呼‘爱民’。在那今后，我以为遵循爱民政策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这条标语并非出自我的创造，而是借用了清军侵犯明朝时的禁令。”俨然将自己打扮为“三光政策”的反对者。尤为甚者的是，冈村还倒打一耙，把我国和我国人民对“三光政策”的无情揭穿诬蔑为“日、中的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杀、可烧、可抢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试图颠倒是非，相得益彰。

　　近年来，日本右翼实力回绝正视前史，歹意曲解前史，美化侵犯前史。但铁证如山，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所犯下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滔天罪恶，是任何人都不能篡改和扼杀的！